槐塬遗风——女登文化的认识与保护 文/樊志洲
凤翔槐塬的“排灯会”和“山社火”起源于什么年代？己经说不清楚了。但每年一度的“排灯会”是这里最热闹的庙会。农历正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槐原村以及周边地区的村民，甚至甘肃、河南、山西等省的百姓，都会不辞劳苦，搭伙结伴来到槐原的“女登祠”虔诚拜谒炎帝及其母——女登，观瞻这里最富特色的“山社火”，形成了由来己久的槐塬遗风。
凤翔槐原的“排灯会”又称“女登庙会”。庙会的正日是正月二十六日，而正月二十五日晚，槐原村各队每户人家都要举着一把高把灯笼，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地象一条条火龙汇集到女登祠祭祀炎母。这是庙会的前奏，也是庙会最神秘，最为壮观的游灯活动。
槐塬庙会源自“炎帝寻母”的传说。传说炎帝母亲“女登”为蜂农，整日逐花养蜂，居无定所。一次，炎帝多日不见母亲，十分着急，遂带人打着“排灯”连夜寻找，终于在满岭槐花飘香的槐塬找到母亲，进行庆贺，后传下此典故。庙会期，以高跷、社火、赛锣鼓，唱大戏等表现炎帝寻找到帝母时的欢乐庆场面，热闹异常。
“山社火”就来源于炎帝在槐原抬母的故事。槐原“山社火”是用一个大木架作底座，上面用方桌椅子堆成“山”形，外形用纸包装，绘成山的颜色，抬起后约有七八米高，木架下坠着数根石条用以降低重心，保持平衡，扮演女登的演员端坐在顶端，周围站立着“原始猎民”，手拿鱼叉弓箭等。表演时，抬“山”的人达上百之众，场面宏大。
这种“山社火”表演较为少见，是槐原独具特色的民间社火。
据史籍记载，《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 帝姜榆冈长大之后，剽悍勇武，智慧过人，便做了部落的首领，以“牛”为图腾，标记于旗帜之上。他以火德旺，所以称作炎帝。据说炎帝有一条神鞭，名叫“赭鞭”；用它抽打各种野草，野草便显出药性，炎帝为了验证这些药草有毒无毒，是热性还是寒性，到底能治啥病，就亲自尝百草，试其效用，为氏族百姓防病治病。因而炎帝氏族的人，个个身强力壮，迅速繁衍壮大。这一时期正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母系氏族制逐渐被父系氏族制所取代，也是母系和父系的过渡期。但从这个现象观察，这种制度并未完全消亡。仍可见到母系制习俗流行的残余，女登作为炎帝部落的女祖先，后人为她建祠立庙，祈望她保佑人们婚姻美满、人丁兴旺，根据这种流传和遗风女登正是所有炎黄子孙的老祖母。
关于母系氏族组织的存在和流行，在中国古文献中有不少记载；《庄子·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类似这样的记述亦见于《绎史》、《白虎通》、《吕氏春秋》、《春秋公羊传》、《路史注》、《汉书人表考》、《帝王世纪》、《史记》、《三代世表》诸书中，这些传说，为研究认定女登中国古代母系氏族公社组织的存在提供了重要的旁证。早期的女登信仰主要分佈在周人活动的核心区，包括陇东以及陕西的关中地区。随着周人活动区域的扩大，周王室被分封的诸侯把女登信仰带到了封邑，女登崇拜也扩展到山东和晋南一带，但影响不及姜嫄。
陕西关中作为周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女登信仰历史虽最为悠久，范围却并不广泛。至今，关中只有少数地区才保留着女登庙和女登相关的地名，女登信仰其实与关中地区的“老母崇拜”混淆了，还有许多只含有女登信息的老母庙会与祭祀，纯粹的女登庙会并不多。除凤翔槐塬外，还有桥镇白荆山是个特例，宝鸡桥镇在蟠龙塬上，当地的白荆山东、西、北皆沟壑，千河、渭河、金陵河流于其周，亘古无水无河，无河无水怎可谈“桥”；这块地方自古取水困难，靠天吃饭，大旱来临，就靠祭天以祈求风调雨顺。据推测，可能是蟜氏部落葬于此，“蟜冢”误为“桥镇”。据载白荆山花开四野，对面即是沟壑丛生，蟜氏采花不慎坠崖而亡，故修圣母庙。《国语﹒晋语》记述：“昔少典娶蟜氏，生炎帝、黄帝。”可明白少典氏和蟜氏应为炎帝父母。又毛奇龄《天问补注》说：“登，女登也。亦名安登，炎帝之母也。”民间传说，女登出生后，人面猿身，满身红毛；长大后，红毛满身，容貌娇美，动作灵活，爬山攀树，宛若猿猴，部落取名猿女，少典则根据长相和技能，取名女登。“蟜”在古意中为野蜂蚕类昆虫，有蟜氏是我国历史驯化蜂蚕类发明和养殖蜂蚕类的先进氏族，女登亦为有史籍记载的“中华养蜂第一人”。桥镇白荆山所供奉的就是安登(女登) 圣母。
关中的农村庙会大多以老母或圣母为主神。关中广大区域土壤肥沃，河流密集，气候温暖湿润，自然环境优越，为远古人类繁衍生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女娲、西王母、女登、姜嫄等是母系社会时代母权制下的英雄人物，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老母崇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是缅怀那些曾率领本部子孙披荆斩棘、四处奔波，在与自然斗争中寻求适宜生存，为儿女子孙谋求幸福的母爱精神的反映。这种精神遍布于关中大地。关中大地上便有了女娲、西王母、女登、姜嫄等集合体的老母或圣母形象。
“女登庙会”和“山社火”在凤翔槐塬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作为一种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庙会保存了老百姓的精神信仰和历史信息，真实反映了现代人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步履印迹。人们对槐塬遗风文化的态度，反映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精神取向。
“女登庙会”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相传从前“女登庙会”除盛大祭祀活动外，还有祈雨、祈娃娃、拜神、演戏酬神、民间物资交流等各类活动。尤其是“女登庙会”中表演的“山社火”是人们熟知 “炎帝寻母”故事的真实反映，自从炎帝放火垦荒，影响其母养蜂，女登无奈离开了渭河南岸，炎帝就非常难过，派人四处打听母亲下落，终于听说母亲落脚槐原。正值农历正月二十五这天，炎帝率众，带着族人渡过渭河，连夜打着火把赶路，冾似一条火龙，浩浩荡荡奔向槐原。母子相见，格外欢喜，第二天正好是女登寿辰，炎帝用树枝搭了一个山的样子，请母亲坐在上面，要把母亲抬回去。谁知女登坚决不肯离开槐原，炎帝就抬着母亲在槐原周围转了一圈，独自回家了。此后，每年正月二十五，炎帝都会举着火把远路赶来，给母亲祝寿。这具有一定的教化意义，宣扬炎帝孝德，教育后人要孝顺父母。一年一度的庙会作为民间的一个盛大节日，召唤着民众从四面八方云集到这里，体现出了喜庆祥和、普天同庆的气氛，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人们对“德”“孝”认识的现实意义。
离槐原不远的灵山庙会和女登祠的民间庙会较为完整地保持了庙会的历史文化形态，它们相互之间有很多文化联系，相互印证了其存在的历史价值，保留的也相对古朴和完整。尽管前来民间庙会进香祈愿、求福的香客大都是农耕民众，文化程度和穿着打扮也不如官方庙会的参与者，但他们执著古朴的信仰态度，虔诚地叩拜于送子老母和佛祖神像脚下的情形，却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文献记载中的中国古庙会的文化形态。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接受现代科学理性教育越多的民众，对传统信仰文化的信奉态度越低；身居城市、拥有公职的人员对传统信仰文化态度较淡漠，而久居农耕村落，对现代工业理性接受较少的村民却对传统信仰敬重有加。生活于传统生活文化之中的信众，以他们朴实的信仰和行动，使这种遗风保存了人类在历史过程中的种种痕迹和企盼，这种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成为今天人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传统生活习惯和传统信仰是人类历史的基石，它映照着人类的发展历程，为人类的现代价值取向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参照。而且，正是传统的信仰支撑起了现代科学理性的文化多元论，令人们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解悟到人类的历史生成意义，看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灭绝将意味着人类自我断裂的可怕和可悲。因此，复兴传统，活化遗产，从此让人们代代相传，就是今天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基点。
从“女登庙会”和“山社火”的精神信仰角度来说，庙会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人类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人类各种群体、各种生存共同体的生存发展。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对于非物质文化来说，民间是不可或缺的文化载体，离开民间文化和民众力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难以保存发展，也将不复存在。庙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种，理应受到保护。从一定意义上讲，保护“女登庙会”和“山社火”就是保护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肯定“女登庙会”和“山社火”也就是肯定中国的传统和历史。正是由于“女登庙会”和“山社火”那些衣着简朴、态度虔诚的农耕民众对庙会信仰的坚守和保护，才使已有了儿千年文化历史的“德与孝”的精神才得以延续和发扬。槐塬遗风也只有在这种原生态古朴的信仰活动中，才能得到进一步传承与发展。
当然，非物质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政府的引导、政策的扶持、经费的资助，这一点毋庸讳言。如果远离了政府主导性力量，现代工业文明下的非物质民间文化遗产将会更快地消亡。因此，要保护庙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首要的是要摆正官方和民间的角色位置，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限制为官者受短期政绩表演和经济利益膨胀驱使进行无度开掘。同时，要发动民间力量广泛参与，只有在民间文化的沃土中，“女登庙会”和“山社火”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在现代文明的烛照下，健康地保存下去。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于宝鸡华城地斋（作者系西府三境斋主 市写作协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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